近代中國學術或文藝大有成就，而其名號曰「堂」者，有觀堂、雪堂、鼎堂、槐堂、彥堂、語堂等。諸堂多為書契金石文字與歷史考古大家;槐堂為書畫家，語堂為文章家。而集諸堂於一堂，於文字、考古、歷史、文學、書法、繪畫諸項，學藝兼美者，是為選堂。

　　選堂是饒宗頤先生的號。先生字固庵，一九一七年生於廣東潮安。選堂先生學術上的成就，早已蜚聲中外，盛譽卓著，勿庸贅言。而選堂先生在書畫藝術上之造詣，遂常為其學術光華所掩蓋。在他早年《偶作示諸生》詩中有云：「萬古不磨意，中流自在心。天風吹海雨，欲鼓伯牙琴。」藝術家在不相見的「古人」與「來者」的孤懷獨抱中，那一份自負與寂寞藉著寥寥二十個字透露出來。

　　香港中文大學是選堂先生的知音。也許為了特別表彰選堂先生在書畫上的造詣，由大學出版社印行饒宗頤教授書畫集。我忽然接到選堂先生函命為書畫集作序，惶恐與榮感交集胸中，久久不敢推卻，又無從下筆。讀先生詩詞集中《七月六日向夕與諸生泛海至清水灣舟上雜詩》，句曰：「孤嶼烟中浮，佛頭糞可著。終古侶魚蝦，何曾問猿鶴。」得到默示，遂斗膽妄言。

　　中國繪畫自宋元以降，漸漸進入了文人畫的高潮。此固然自唐到宋，中國繪畫已達到成熟之高峰，士大夫畫家之反抗院畫重形似與遵格法的束縛，以抒發性靈，表現自我人格為主要目的，造成文人畫的勃興。但是，如果沒有中國自先秦以來主客觀統一、形神兼備的繪畫哲學為先導，斷不能有文人畫出現。這一條藝術思想的主線，正是中國繪畫哲學的神髓所在。

　　從《韓非子》揭櫫了「形」的概念，到陸機「存形莫善於畫」，再到《淮南子》提出了「形、氣、神」三者的關聯，東晉顧愷之更發展為「以形寫神」與「遷想妙得」的思想。南齊謝赫更進一步，認為神韻不盡因「精微謹細」的逼真(形似)而可得，「雖不該備形似，頗得壯氣」;「雖略於形色，頗得神氣」。繼承南北朝的遺緒，唐代大詩人杜甫用「骨」與「氣」來充實「神」的內容。白居易在《畫竹歌》中總結形、神合一，而提出了「意」。認為「意」是「得天之和，心之術，積為行，發為藝。」這「意」字即是客觀物象在藝術家主觀精神中淘融合一之後的藝術意象。張彥遠將氣韻、神、骨氣等，歸納為「自然」，認為「自然者為上品之上」，「骨氣形似，皆本於立意」。即說明神韻與形體，皆兼備於主客觀統一之「意氣」中。

　　沈括認為傳神可以通過「合理」或「造理」來達到。目的是要「迥得天機」。他說「書畫之妙，當以神會，難以形器求也。」蘇東坡與米芾都重常理、意氣、天真、生意，可說把「神」擴充到更大範疇。從此，理、趣、氣、韻、逸氣、風神、性情、得意……等，成為文人畫家追求的最高鵠的。

　　選堂先生的畫，正是繼承這個偉大傳統的典範。不過，以一個有高度成就的學者與詩家的涵養來從事繪畫，若以明朝文徵明所謂「作家」與「士氣」，何良俊所謂「利家」與「行家」論之，選堂先生的畫自然大半為「士氣」與「利家」。其畫重神韻，表現自我生命，寄託高遠之懷抱，遊心天地之間。手揮五弦，目送飛鴻，遊筆戲墨，而不減對宇宙人生盡精致廣之嚴肅;慘澹經營，嘔心瀝血，出之以優容隨興，舉重若輕之揮灑，而未泯其天趣忘機之童心。若以為嚴肅則不能游戲;文人戲墨則不能表現自我生命，實難以體會選堂先生繪畫之旨趣。

　　選堂先生的書畫，清狂跌宕不可一世，溫文雅逸莫之與京。在當代，只有溥儒有此濃馥的書卷氣。但溥儒失之枯硬瘠薄，其筆法過多「作家」氣。選堂先生筆墨豐潤華滋，行筆自由放任;若無繩墨，卻自有法度。

　　書卷氣不是「行家」所能有，全由學問涵養而來。淵博的學識與高曠的詩懷，使選堂先生書畫的造詣非尋常畫人所能相提並論。其境趣不論是空靈雅淡，或奇峭野逸，或老辣拙澀，皆第一等品味。就筆墨技法言，選堂先生行筆可謂真正到了恣肆縱橫、從容自得的境界。其線條不僅寫狀物象精神，亦不僅合乎中國書畫用筆含蓄內斂之道，更重要的是能體現由作者自我性情學養而有的神韻與趣味;在輕重疾徐，抑揚轉折之間，表現了一種形而上的玄奧之美。這種精神性的筆墨，不可方物，也難以言詮，而饒有餘味，這正是選堂先生最不可企及的成就。在筆法之外，選堂先生的墨法與水法也別有天地。墨色變化多端，不僅五色具而已，主要便在水的運用。元氣淋漓，氤氳滋潤，全靠水法。游筆戲墨，皆藉水之運用，而有濃淡盈枯之變化，目的在抉發宇宙生命之情致，立萬象於胸中，傳千祀於毫翰。萬象與千祀者，宇宙也。如果筆法所作成的線條是時間，墨象所表現為空間，則水的運用乃生命之氣息。所謂形而上玄奧之美者，乃由時空與生命之體悟而形諸筆墨者也。

　　選堂先生畫不拘一格，不論擬古、寫生與即興創作，皆率性隨心，無斧鑿痕，也即「自然」。中國文人畫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，才情、學養、閱歷與功力，缺一不可。余於選堂先生的修養與成就，深心景佩，謹以此小文表達拳拳之意，不敢以為知言。